召之南棠

孟子提出：“仁义礼智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主张人初性善论，而荀子则持提出人之初性本恶的思想，对于人性善恶与后期教化的讨论从古至今未有完全定论，普通百姓如此，王侯将相亦如是。古时统治者中不乏残虐无仁之君，最终导致的结果多是下层阶级的刺杀、讨伐，最终由下层领导者上位或易位他人：夏桀荒淫无度、残暴无道而为商汤起兵所灭；纣王帝辛耽于酒色，被周武王逼至摘星楼自焚而死；隋炀帝横征暴敛、苦役百姓，致使隋末农民起义推翻王朝。晋灵公同此类皆不仁之人，终成一代暴君而为他人所杀，其作为暴君的命运并不是先天就决定的，但其结局又是一种必然。

晋灵公名为夷皋，晋文公重耳之孙，作为君主而言，晋灵公不是一个受人民爱戴的统治者。在《左传》中，关于他的部分被编写为“晋灵公不君”的文段标题，说明文中描写的历史上夷皋的统治没有做到如孔丘所说的“君君”的标准。灵公十四年，“侈，厚敛以雕墙”，加重人民赋税来将钱财人力用于建造精美的宫墙建筑，这是典型的劳民伤财的表现。从普通人的角度出发，他是自私的，为了自我的享受而损害他人利益；在其位应担其责，作为上级的统治者，他不体恤百姓，没有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思想道理。对于他人的生命，他呈现的是漠不关心的态度，随性所欲，过度使用自己的权力，滥杀无辜，仅仅因为掌厨者的一点小失误就将其残忍杀死并把尸首载以过朝，心胸狭隘，没有作为一个合格的上位者应有的对自己下属的一定宽容与仁慈，视人的生命为草芥而肆意杀害，不得民心。

在暴虐残忍的性格之下，他又表现出极为幼稚儿童化的一面，这与他作为一国之君的地位身份是不相匹配的。《左传》言之曰：“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用弹丸射打城台下的人，看行人躲避弹丸而狼狈不堪的样子以愉悦自我，若以寻常百姓家的孩童身份来看待这只是一种玩闹，但身作一国之君，他需要的是修身谨行，需要树立威望使臣民顺服，然而他不仅采取的是武力压迫手段来威慑他人，更以极为幼稚儿童化的面目展现在自己的臣民面前，没有遵守国君的行为准则规范。当然，他这样的性格是由他自小在不适宜的环境成长造成的。晋文公重耳原有妻子，又在齐、秦诸国受到礼遇，妻妾众多故子嗣较多，晋灵公的父亲襄公执政时间不过七年八月即离开人世，影响力不大，当时身为太子的夷皋年纪尚幼，缺乏足够的能力掌握朝政，晋国内部大臣各分阵营，以赵盾为首主张立雍为晋公，以贾季为首则拥护乐，因此太子最终的即位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仅仅是因文公曾说“此子才，吾受其赐”而立，尽管在廖嬴的劝说下季、盾二人甘心辅佐，年幼的晋灵公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与社会压力。内有叔伯子弟觊觎自己的公位，外有齐秦等国的压迫，多年与秦交战，事务繁多，年幼失亲，没有得到较好的家庭教育便面临巨大的社会压力，重压之下必反，故而表现出了与自己的身份极不匹配的幼稚行为表现，而在心智没有完全成熟的情况下又过早地掌握了极大的国家权力，最终导致自己被权力所淹没，过度使用自己的权力，心智的不成熟进一步导致了其暴虐残忍性格的养成。

权力之外是个人德行的培养。君子求德需诚以待人，更所谓君无戏言，明君多注重自我品德修养，在这一方面，晋灵公并没有做到，面对前来劝谏的士季，灵公用虚伪敷衍的话语“吾知所过矣，将改之”来应付谏言，年纪轻轻便有了心机，以虚伪来待人，不愿意接受来自臣子的合理谏言，而采取敷衍的态度。德行的修为反映到情绪上表现为晋灵公面对事情缺乏对自我情绪的管理，没有注重这方面的培养，他遇事易怒，因为不满他人而怒欲杀之，杀平民同上文所提为使掌厨者丢了性命，对臣子则表现为不满厌恶赵盾的多次直谏，派杀手刺杀和设局谋杀赵盾。对德行培养的不重视、后天教育的不足最终导致其顽劣易怒的暴君性格。

积土成山，非斯须之作，暴君亦非一日而成，一个国家的大环境的影响同个人心智的成长相联系，共同造成了晋灵公的残虐与幼稚肆意表现，而历史的相似性在许多君王的身上重现，私己思想泛滥，旧君主被推翻，新的上位者出现。